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在“窃听敌方平台”当天，请登录：historybook@sina。com获取原创稿件。在那个封闭的时代，人们对外界的一些新信息，甚至是几句话，都充满了好奇和热情。

“敌台”的衰落是文革时期的流行语。一般指中国境外的中英文电台，特别是当时“敌对”国家和地区的电台，如“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自由中国之音”（台湾湾）。当时，只能通过短波和夜间收听这些电台。如果缺少耳机，人们往往需要将音量调到最低，因此称之为“敌台窃听”。一旦发现此类行为，将对广播电台予以没收、停播、隔离审查、批评、责令复查，戴上“不良分子”帽子，情节严重者将被判刑。

许多国际广播是冷战的产物。没有火药的战争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于1941年开始对中国广播。当时，它是国家对抗亚洲法西斯轴心国的“宣传武器”。二战后，它的规模一度缩小。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先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广播电台、发射台和广播电台，实施了反共冷战战略。当时，中国广播的规模和实力仅次于苏联。为了抓住观众的心理，这些“敌台”不仅进行思想宣传，还举办文艺节目吸引观众。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思想禁锢、文艺僵化的年代，它已经成为一些中国人了解外界、满足求知欲、甚至娱乐欲的一种特殊方式。

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一些负责宣传的国际广播电台开始寻求转型，回归相对客观、追求新闻的媒体性质。在互联网普及和信息开放的时代，无线短波已不再是人们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来源，我国“敌台”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窃听敌台”现象正在消失。

20世纪90年代以来，“窃听”一词从人们的日常口语中消失。

1973年，陈景生19岁，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年的生活不过是一件大事：韩国万寿舞台艺术团来北京演出，带来了卖花的戏曲女郎。

当时，中国人除了看几部样板戏外，没有别的节目可看，所以他们对国外的任何文艺节目都有极大的热情。朝鲜电影和歌曲创造了无数粉丝。前年，韩国电影《花花公子》进入中国大陆。陈景生记得，她认识的工人都去电影院看了。据说“男人应该带一条手帕，女人应该带两条手帕”。因为这部电影太“苦”了，没人去看它不哭。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谈论它时，我们都很兴奋。去看电影和哭似乎很愉快。在这种气氛下，陈京生一进电影院坐下，就已经暗自想哭了。

电影放映后不久，“花童”之歌便在民间流传开来。那些人热爱音乐，能记住音乐。他们用短记法记住它。陈景生记得，她也勤勉地抄写了很多，开始学唱歌。她至今还能唱这些歌。

1973年，最具原汁原味的“花花公子”群体来了。像陈景生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怎么能不兴奋呢？但她买不到票。据说是在人民大会堂里，但是只有最熟练的人才可以进去。幸运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从头到尾直播整部歌剧。

《卖花女》演出当晚，陈京生守在收音机旁，一心一意地听歌剧，想象着大会堂的壮观景象，整夜陶醉。当时没有听力调查。她不知道北京有多少人像她一样听广播，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人，更不知道有多少人。陈景生非常感谢家里的短波红灯收音机。那时，家里没有电视，她的休闲生活就靠电视了。

上世纪70年代初，陈京生还记得，他从收音机里可以听到中央电视台的三个节目和北京电视台的两个节目。陈景生小时候，父母每天早上6:30要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与首都报摘要》节目，晚上8:00要听《世界人民广播电台》。陈京生小时候，节目《新闻》是个警钟，他每天早上都醒来；节目《央视》是个灯火通明的地方，他每晚都陪着它睡觉。然而，很少见，很单调。除了样板戏和《毛主席语录歌》，我几乎听不到其他的东西。

其他信息来源是阅读报纸。《人民日报》是全中国人读的，但是《人民日报》是在办公室里读的。北京人在家里看北京晚报。一共有四个版本。家里每个人每天都能读到第一版到最后一版。陈景生还记得，他经常跟着父亲到院子的接待室领取订阅的“参考消息”。这家16家公开的小报充斥着大量翻译成中文的外国电报，这些电报根本不注意版面的美观，但仍然是“内部订阅”，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到。因此，即使美国的阿波罗飞船登上月球，10亿中国人根本不知道。

因此，陈景生来朝鲜演出万寿台艺术团等节目时，不能从报纸或电台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那时她没有录音机。她想再听听这些歌。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缓慢地转动单选按钮，希望什么时候能听到电台重播的节目。

一天，她打开了短波乐队。这里的噪音更大，但可能有她从未听过的东西。她忍不住好奇，慢慢地搜索——突然，她听到了“花童”那首熟悉的歌！

这是朝鲜广播电台。虽然声音大而小，却能听得清清楚楚。关键是它绝对是花童的原创歌曲。这一次，陈景生收不到她的头发。一有时间，她就在短波频率中搜索，听了许多熟悉而陌生的韩国音乐。后来，她找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

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场歌雄伟壮丽。它播放的节目要么像北京一样清晰，要么太吵了，什么都听不见。每次听到这个舞台，陈京生的心都紧张得跳起来“砰砰”。你知道，这是“敌人的舞台”。

当时看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怀有敌意。只有少数几个友好国家，如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与“美帝”一样，苏秀是主要敌人。中苏武装冲突一度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据说人们的飞机只需7分钟就可以飞到北京，让人觉得“苏秀”比“美帝”更危险。如果有人知道他在听苏秀的广播，那是什么意思？陈景生无法想象，都藏在被子里了。晚年，陈景生还听说有人因“偷听敌台”而被捕入狱。比如，贵州的李志美后来被枪杀。这说明她的谨慎并非神经质。

陈景生后来得知有干扰站。也就是说，对付“敌台”，我们电台有一个办法：建立一个强大的干扰站，对对方的频率发射巨大的噪声，覆盖对方的节目。可以想象，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在政治上是绝对必要的。多年后，当陈景生去看望住在北京东郊的一位大学老师时，得知这位老师有权享受“辐射补贴”，因为附近有一个强大的干扰发射器。她明白为什么“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声音在一段时间内如此清晰，如此嘈杂——这是干扰站的无线电波“工作”。陈景生从没有在广播中听到过美国之音或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后来，他了解到有些人是通过听来学习英语的。当然，当你听的时候，你必须同时承受巨大的噪音轰炸。

陈景生始终认为，无论如何，即使文革时期对外界一无所知，也比边疆下乡的哥哥强。他怎么能说他也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后来，很多年后，我知道事实恰恰相反。我哥哥到黑龙江农村去的时候，仅仅因为在边疆，就可以清楚地听到许多“敌台”的声音——因为国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在边疆建设那么多干扰平台。

2009年，北岛、利多主编的《七十年代》一书出版。它收录了阿成撰写的《窃听敌台》一文，讲述了云南农村知青如何收听海外电台。除了美国、莫斯科电台、英国广播公司、澳大利亚电台、香港宗教电台和台湾电台之外，Acheng在云南所能听到的“敌军电台”在当时几乎都是黑龙江的富豪。

“台湾的广播电台非常清楚。他们的政治内容最多，最反动。他们总是报道有关大陆的负面新闻，比如干部如何欺负人、欺负人，所以他们的干预比较多。他们经常改变频率。如果头几天他们跟不上干扰站，就能听得清楚。”哥哥说。

相对于美国之音，日本NHK广播电台的收听质量更高，“政治优势不强的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经常有很好的艺术节目。”“除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苏联广播电台也能听到被批评为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王明经营的广播电台。它叫红旗广播电台。记得里面的播音员是北京口音吗？“

”难道你不这样听《敌台》吗，没人在乎吗陈景生觉得不可思议。

“一开始，也是农场干部管的。没有人敢公开倾听。但后来变得越来越轻松。1976年以后，没有人会管它。”哥哥说。

春节前奏曲：一首难忘的歌。在陈景生的记忆中，1970年的春节让他难忘。那一年，他没有回家，而是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农场里度过。

“农家春节的第一感觉就是冷。大多数受过教育的青年都回家了。其余的人睡在宿舍里。食堂一天只供应两顿饭。炕半热。我记得睡觉时戴着一顶皮帽子。当我醒来时，被子上结了一层霜。

“所有回不去的人都是家里有困难的人和回不去的人。但如果你不回家，你就无法摆脱这一天在寒冷的农场里的荒凉。这时，没有农活可做，所以我们白天常常靠炕在床上钻，心里的希望是在除夕夜吃一个真正的饺子。除夕前你做什么？听收音机-特别是偷听那里的“敌台”

“就这样，我在被子里戴着耳机收听苏联电台的节目。那一天，他们为李焕志的春节奏起了序曲。在演奏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李焕志，他的简历，他的作品，他的成就和艺术特色，然后《春节前奏曲》的音乐就会倾泻而出

“我在北京时听过很多次春节的前奏曲。事实上，那首曲子我从小就很熟悉，尤其是春节的时候。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所有的音乐都消失了，因为这些作曲家“陷入困境”。当时的人民有多革命？连元旦都是一个“老传统”，属于应该被打倒、砸烂的范畴

“但这一次，我完全被春节的序曲融化了。我想我从没听过这么好的音乐。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们在幕后做什么，但我突然觉得如此美妙的音乐应该被所有人分享。所以，我鲁莽地拔下耳机，从被子里拿出我的半导体收音机，高举着……”

“现在，猜猜我看到了什么？从不同的被子里，伸出三四只手。每只手举起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他们在奏响春节序曲的同时ාාාා当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时，陈京生从不让父母知道，他曾经无意中听到“敌人的平台”来拯救他们的担忧。然而，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她发现父亲对听《敌台》极为热心，于是不顾一切地打开了音量。在家人的关注和巨大噪音之间的间隙，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捕捉信息。后来，陈景生很快发现，“敌台”的声音在当时北京的许多地方飘荡。当你在一条小巷里走在街上时，熟悉的“敌台”声调会不时地随着嘈杂声传入你的耳朵。当社会处于动荡之中时，人们需要的信息太多，以至于他们饿了。

当时，陈景生的儿子还没出生。他出生后，听家里的大人讲这些事情，感觉就像在听外星人的故事。他不知道什么是孤立和孤立的时代。这个90后的孩子出生后生活在日益全球化的环境中。是的，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开放的概念是天生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敌台”的诱惑将逐渐消失。今天，你只需要一点网络知识和一些英语水平-这在今天并不困难。

【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24期陈文/中国新闻网黄爱河】